1976年1月11日，周总理的遗体运到了八宝山，可是，所有的火化工人都拒绝给周总理点火。最终，治丧委员会不得不指派一名优秀的党员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。
1974年6月1日，这一天对于77岁的周恩来来说，是个分界线。
在此之前，他是那个日夜操劳、能把钢铁都嚼碎了吞下去的共和国管家。
在此之后，他成了一个被禁锢在病床上，却依然试图用残躯撑起国家大厦的老人。
从这天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，到1976年1月8日闭眼离去，这500多天里，他动了13次大手术。
也就是说，平均每40天就要被推进一次手术室。
这哪是治病啊，简直就是在用肉体跟死神拔河，而且他还不想赢，只想多争取一点时间，多看一眼这个国家。
那时候的总理，已经被癌症折磨得不成样子。
止痛针越打越不管用，从能管四五个小时，缩到两三个小时。
钻心的疼，常人连想都不敢想。
有时候疼极了，他会紧紧抓着床单，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，但他很少呻吟。
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自己这把老骨头早就油尽灯枯了，唯一放不下的，就是国家和老百姓。
他觉得对不起大家，总觉得还能再多做一点，再多做一点，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抵消他对生命的愧疚。
1974年5月底，他还在硬撑着。
马来西亚总理来访，这是关乎国家外交大局的事，他坚决不肯躺下。
那几天，他强忍着剧痛，陪着客人谈判、签字。
直到1974年5月31日午夜，中马建交公报签完了，他才长舒一口气，同意住进医院。
是他最后一次走出办公室，走进那个再也出不来的病房。
国庆招待会，他还是去了，站在台上，声音依然洪亮。
台下的人看着他消瘦的身影，拼命鼓掌，很多人眼泪都下来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站在台上了。
到了1975年，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得像一张纸。
6月9日，他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。
看着老战友的骨灰盒，这个一向隐忍的老人突然崩溃了，他哽咽着，反复说对不起，没能保住贺龙。
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总理，只是一个失去了老战友、满心愧疚的老兵。
6月15日，他偷偷回了趟西花厅，那是他住了26年的家。
他在院子里转悠了很久，摸摸那棵海棠树，没敢惊动任何人。
他知道，这是告别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。
1975年7月1日，医护人员想跟他合影。
他笑着答应了，但在按下快门前，他却淡淡地说了一句，让大家以后别因为今天的合影，在特殊的日子里为难自己。
这话听得在场的人都心如刀绞。
他甚至在生命的尽头，还在替别人着想，担心因为跟他沾边而连累大家。
7月23日，他去了趟人民大会堂，那是他战斗过无数个日夜的地方。
他站在那幅巨大的迎客松铁画前，用手一遍遍抚摸着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巡视他的阵地。
最让人揪心的是1975年9月7日。
他要见外宾，医生死活不同意，说这简直是玩命。
但他不听，他要把邓公推到台前，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国还有接班人。
会见只有短短15分钟，他坐在那里，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流，腹部刀口的剧痛让他几乎坐不住。
但他硬是挺直了腰板，微笑着跟客人握手，那一刻，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精气神都榨干了。
1976年1月5日，他做了最后一次手术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只是为了稍微减轻一点痛苦。
1月7日晚上，他陷入昏迷，醒来时对身边的医生说：“我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吧。”
这是他留在人间最后一句话。
1976年1月8日9点57分，这颗跳动了78年的心脏，终于停止了工作。
噩耗传出去的那一刻，整个中国都静了，1月11日，送葬的车队开往八宝山。
那天北京下着雪，长安街上挤满了人，男女老少，密密麻麻，从天安门一直到八宝山，十几公里的长街，没有哀乐，只有哭声。
大家默默站着，送总理最后一程。
在火葬场，那些天天见惯了生死的工人，看着总理的遗体，一个个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，谁也不忍心动手。
最后还是邓颖超强忍着悲痛，安排人完成了火化。
按照总理的遗嘱，不搞墓地，不留碑。
邓颖超把他那一点点骨灰，分成了四份。
有的撒在了北京上空，有的撒在了密云水库，有的撒在了天津海河，还有的撒进了黄河入海口。
他就这样，把自己彻底融进了这片他深爱着的土地里。
他没有儿女，没有存款，甚至连骨灰都没给后人留下。
但他留下的，是亿万中国人心里那座永远的丰碑。
直到今天，提起周总理，大家心里还是暖的，因为他这辈子，真的把心都掏出来给了这个国家。
500天病痛熬尽赤诚：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人生，山河含泪，万民送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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